毛澤東為抗日軍政大學學員作報告。
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對黨員干部的理論學習尤為重視。他曾強調：“全黨的同志，研究學問，大家都要學到底，都要進這個無期大學。要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學校的領導者，就是中央。各地方黨部，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都是這個大學的分校。全黨同志以及非黨的戰(zhàn)士們，都須進這個學校。”為實現(xiàn)“把全黨變成大學校”的愿望，毛澤東以身作則，積極促成全黨范圍的馬列主義理論學習熱潮。
親自帶頭學習馬列
1938年8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說，你學到一百歲，還是不能說已經(jīng)學完了，因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學一天。你死了，你還是沒有學完，而由你的兒子、孫子、孫子的兒子、孫子的孫子再學下去。以后還要學多少年呢？那可長哉長哉，不知有多少兒孫，一代一代學下去。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延安時期，毛澤東以身作則親自帶頭學習馬列，致力于黨內好學風的形成。
毛澤東在延安發(fā)憤攻讀的馬列書籍，內容很豐富，包括馬列主義經(jīng)典原著和闡述馬列主義哲學、經(jīng)濟學、社會主義學等方面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毛澤東尤其喜歡讀列寧的作品。他曾說，我是先學列寧的東西，后讀馬克思、恩格斯的書。在列寧的作品中，《兩個策略》《國家與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國主義論》，以及《哲學筆記》等，又是毛澤東讀得最多的。毛澤東在閱讀過程中常寫一些批語，用幾種不同顏色的筆寫上某年某月“初讀”，某年某月“二讀”，某年某月“三讀”的字樣。如解放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不久，他就在《國家與革命》的封面上親筆寫上“毛澤東一九四六年”，在扉頁上注明“1946年4月22日在延安起讀”。
這一時期，毛澤東對馬列主義哲學書籍十分關注。1936年8月14日，他給早年的好友易禮容寫信說：“李鶴鳴王會悟夫婦與兄尚有聯(lián)系否？我讀了李之譯著，甚表同情，有便乞為致意。”李鶴鳴即李達，信中提到的“李之譯著”很可能就是李達、雷仲堅合譯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1943年12月20日，他致信胡喬木：“請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觀社會發(fā)展史，不論是翻譯的，寫作的，搜集若干種給我。”4天之后，他給劉少奇送去1930年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的恩格斯的《從猿到人》（郭烈夫編），并致信說：“此書有恩格斯兩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閱。郭烈夫的《唯物論》，瞿秋白曾有譯本，我看過，還好，后來聽說他犯有錯誤，我還不知其錯誤究竟在何處。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觀的書看，看后再送你。”關于他發(fā)憤讀書的情況，斯諾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記錄過：“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采訪共產(chǎn)黨的黨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于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親自帶頭講授馬列
延安時期，毛澤東不但熱愛閱讀和學習馬列著作，他還親自帶頭講授馬列。為了提升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他多次到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馬列學院等學校和研究機構講授馬列主義，尤其是馬列主義哲學。
在延安各學校和研究機構中，毛澤東到抗日軍政大學講課最多，他曾多次向紅軍指戰(zhàn)員講授哲學課程。針對紅軍干部大多出身工農(nóng)，文化水平較低，難以清楚地認識和理解馬列主義的現(xiàn)實情況，毛澤東在授課過程中，經(jīng)常列舉許多實際生活中通俗易懂的事例來闡明馬列主義的哲學原理。比如，在講到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時，他就以在延安西北菜館的廚師炒菜為例，說他的菜之所以炒得可口，是在歷經(jīng)一次次失敗的過程中不斷總結經(jīng)驗，慢慢摸索出來的，這也就是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過程。這樣，他就把有些本來較難理解的晦澀的哲學問題，變成普通人都能聽懂的東西，這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學員的認識水平。毛澤東的名篇《實踐論》和《矛盾論》，是他在抗日軍政大學講解馬列主義哲學的兩篇講稿，當中引述了馬列主義經(jīng)典作家的許多論述。為了講好這兩次課，毛澤東作了認真周密的準備。講一次課，整整要花一個星期的時間作準備，其中還要有兩個通宵不睡覺。他聲情并茂，語言幽默，引人入勝，能將深奧的道理講得淺顯易懂，使學員深受啟發(fā)。當時在場聽課的劉白羽回憶道：“當講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時候，毛主席安詳而沉靜地朝前望著，舉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這是推動歷史前進啊！這時你的心情特別莊嚴，什么艱難險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話下，就是付出生命，也會馬上站起毅然決然走上前去。”毛澤東很喜歡到抗大授課，他后來回憶說：“那時我可講得多，三天一小講，五天一大講。”
在講授和闡述馬列主義理論的過程中，善于提問是毛澤東很有特色的講課藝術。1937年12月15日，毛澤東來到抗日軍政大學授課。期間，他向全校學員問道：“你們會不會吃小米?。?rdquo;大家大聲回答：“會。”毛澤東又問：“會不會打草鞋？”大家又齊聲作了肯定的回復。毛澤東笑了笑說：“好！能吃小米，會打草鞋，會爬山，才能算抗大的學生。”他又略微提高聲音說，你們是來革命的，要學馬列主義。要懂得，吃小米，爬大山，這就是革命，這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的提問和解釋，用樸素而鮮活的話語向學員闡明了馬列主義的道理，深受學員的歡迎。
親自帶頭倡導馬列
延安時期，毛澤東不僅發(fā)憤讀馬列，親自講馬列，他還提倡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都來研讀和學習馬列，組織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讀馬列。
早在1936年9月11日，毛澤東就針對李富春等人所提建立流動圖書館一事，以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署名，致電彭（德懷）、劉（曉）、李（富春）：“（一）同意富春辦法，組織流動圖書館。（二）明日即開始寄第一次書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轉寄彭劉，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務須按時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將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1938年10月，在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向全黨提出了學習馬列主義的任務：“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于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并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我希望從我們這次中央全會之后，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地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的更多一點，更好一點。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tǒng)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zhàn)斗力量，并加速我們戰(zhàn)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為完成這一任務，組織更多黨內同志一起學習馬列主義，在毛澤東的倡導下，艾思奇、何思敬等18人組織發(fā)起了“新哲學會”，它是在延安建立的研究和普及馬列主義哲學的學術團體。“新哲學會”成立后，延安的許多黨政機關、學校紛紛成立哲學研究會和研究組。它們翻譯了許多馬列主義哲學著作，編輯了一些哲學教材，并經(jīng)常舉行哲學報告會、座談會、討論會等。
毛澤東親自帶頭倡導馬列，是由于他認識到馬列主義理論在教育干部和提升其政治文化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正因為此，他曾多次為干部指定閱讀書目。1936年10月22日，毛澤東致電當時在外從事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的葉劍英、劉鼎：“要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大約共買十種至十五種左右，要經(jīng)過選擇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柳湜的《街頭講話》之類），每種買五十部，共價不過一百元至三百元，請劍兄經(jīng)手選擇，鼎兄經(jīng)手購買。在十一月初先行選買幾種寄來，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他強調，我們黨內要有相當多的干部，每人讀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馬恩列斯的書，如果讀通了這些馬恩列斯的著作，我們黨就武裝起來了，我們黨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1945年5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又特別提出要讀五本馬列著作：《共產(chǎn)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和《聯(lián)共布黨史》。
親自帶頭支持翻譯馬列
延安時期是黨中央翻譯出版馬列著作最有成就的時期之一，該時期翻譯出版的馬列著作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叢書”10卷本和《列寧選集》16卷本，以及馬列主義關于經(jīng)濟、軍事、哲學和文藝等方面的著作。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之一，毛澤東為翻譯出版這些馬列著作，擴大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起到了重要作用。
翻譯和出版馬列主義著作，既是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的基本途徑，又是實現(xiàn)馬列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前提。對此，毛澤東深以為意。1938年5月，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中共中央成立專門的翻譯機構——延安馬列學院編譯部，集中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等人的著作。1941年8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決定，由毛澤東等組成編輯委員會，編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關于反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言論集，并盡可能編著反對主觀主義與機械論的小冊子。1942年9月15日，毛澤東寫信給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凱豐：“整風完后，中央須設一個大的編譯部，把軍委編譯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譯馬恩列斯及蘇聯(lián)書籍，如再有力，則翻譯英法德古典書籍。學個唐三藏及魯迅，實是功德無量的。”
延安整風期間，馬列著作翻譯出版的工作一度有所削弱。為糾正這種偏頗，1945年4、5月間，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兩次講到要重視馬列著作的翻譯出版問題。第一次是在4月25日，在毛澤東所作口頭政治報告的第三部分第二個問題中，他特別講到應如何對待理論工作和翻譯工作的問題。毛澤東說：“我們整風講實事求是，反教條主義，這樣一反，好像理論工作者就不那樣吃得開了。我們應該重視理論工作者，應該重視理論。從前我在六中全會上講過，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是很低的，現(xiàn)在比較過去是高了一些，但是還不夠。”“作翻譯工作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認為翻譯工作不好。我們現(xiàn)在需要大翻譯家。我是一個土包子，要懂一點國外的事還是要靠翻譯。我們黨內能直接看外國書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國書的人，首先要翻譯馬、恩、列、斯的著作，翻譯蘇聯(lián)先進的東西和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東西。還有歷史上的許多東西，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有一些民主主義者的東西，我們都要翻譯。”第二次是在5月31日，毛澤東在為會議所作的結論中，再次強調了翻譯出版馬列著作的重要性：“我們對搞翻譯工作的、寫理論文章的人要看得起，應多和他們談談。沒有搞翻譯工作的我們就看不懂外國的書，他們翻譯外國的書，很有功勞，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譯了一本書，也是有功勞的。”
